“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 夕阳西下，湛蓝的印度洋旁，数十名半裸上身、肤色黝黑的土著男青年在广场上一齐吟唱，却又声部各异，宛若南岛版本的阿卡贝拉。他们的歌声像是伴奏，在为印度教神话《罗摩衍那》故事的上演营造氛围。
突然间，一名打扮成白色神猴“哈奴曼”的演员闯入舞台，搔首弄姿，戏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管他们是东南亚人、白人、南亚人还是东亚人，在猴子们生长的神庙公园里，众生平等，所有到访者都要面临“猴子”的戏弄，眼镜、手机、水壶、帽子、零食，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这些贪玩的“猴子”偷走。
刚刚步入表演现场的“哈奴曼”。仪式高潮处，头戴黑色面具的表演者拿起麦克风，用印尼语、巴厘语、英语问候在场所有的观众，欢迎他们来到巴厘岛旅游，观赏这场独具巴厘特色的克差舞（kecak）表演。而后，黑色面具者再用中文、日语、韩语、俄语、印地语等语言说“谢谢”，以感谢观众的到来，并尽可能地向更多国家的游客致意。克差舞表演的看台上，人们紧挨着坐着，聚精会神。他们中有着来自中日韩的东亚面孔，或是情侣，或是一家大小；也有游客装扮有着浓郁的南亚色彩，显然来自印度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有着典型背包客形象的白人，他们一副明显被“东方魔力”给迷倒了的神情；许多不同信仰背景的印尼国民也在这里度假，有的女生穿戴希贾布，有的没戴。热闹的场面，配上堪称完美的海景和夕阳，让人不禁感慨，巴厘岛这个“旅游天堂”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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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疫情在印尼暴发，印尼政府在全国推行“大规模社会限制”（PSBB）政策，当月，入境印尼的游客总数下降了64%，一些酒店的入住率甚至归零。以旅游业为生的巴厘岛更是首当其冲，据《经济日报》报道，巴厘岛超过六成财政收入来自旅游业，疫情让巴厘岛经济严重萎缩，增长率约为-10%，在印尼国内垫底。
“大规模社会限制”一直持续到2022年12月30日才完全解除。《福布斯》杂志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用“繁荣”形容疫情后的巴厘岛旅游业，文章称，以外国游客抵达人数而言，巴厘岛已几乎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然而，今年5月发生在巴厘岛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情侣遇害案”及其颇具疑点的调查结论，却让许多中国游客——这一疫情前占据巴厘岛游客数量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望而却步，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人们对印尼和巴厘岛旅游安全表达了担心。
巴厘岛究竟还是不是“旅游天堂”？“天堂”之下的人间又是怎样一幅图景？
中断与复苏
今年6月，巴厘知名海滩库塔（Kuta）一家特产礼品售卖中心负责某巴厘本地品牌咖啡销售的斯里（Sri）见到我时表现出了惊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见过中国面孔的游客。见我试着用印尼语和她聊天，她笑着用华语回应说：“你会一点点（sedikit）印尼文（bahasa），我也会‘一点点’（中文）——‘多少钱？’‘试一试这个咖啡’。”
这家本土咖啡豆品牌的老板是定居香港的印尼华人，斯里已为这家公司工作数年。她向我展现了自己的亲和力和推销能力，还和我聊起了曾在2000年初风靡整个印尼的华语流行音乐组合F4。“有哪个印尼人不知道F4？道明寺，道明寺！我们都很喜欢，也很希望中国游客回来！店里有一段时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总是想问，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中国等国家开放了吗？”斯里用印尼语说。
“过去3年，游客少了太多太多。以前有很多中国游客来买东西，2020年到2022年他们无法来巴厘旅行，我们的市场自然会受影响。”这家售卖中心的负责人巴斯塔（Basita）清晰记得，自疫情暴发后就陷入了停顿状态，营业时间大幅减少，甚至干脆不开门，这一直持续到2020年9月。2021年，企业开始不得不开除一些员工。据巴斯塔估算，这家售卖中心在疫情期间营业额亏损了约20%到30%。
疫情影响了品牌和购物中心的营业额，更影响了普通职工的收入。2020年以前，斯里一个月能赚到3000千印尼卢比（印尼人多以“千卢比”做日常交易的单位，1千印尼卢比约合人民币0.5元），疫情期间显著下滑，至今也未完全恢复，她现在每月收入大约2000千卢比（约合人民币1000元）。
为了生存，一些巴厘岛本地商家尝试创新，将产品转向内销。一家当地知名葡萄酒庄的家族传承人告诉我，巴厘岛的种植园有一年三熟的条件，生产的葡萄酒在过去主要供应给来岛游玩和在国际上购买本地特色酒品的西方游客。“西方白人游客少了之后，为了吸引本地、整个印尼以及邻近亚洲国家的顾客，我们推出了改良口味的甜味葡萄酒。本地‘土酒’Arak（椰子烈酒）也成了我们更着重推销的产品。”
由Arak调出的鸡尾酒，是巴厘集市活动上的热销产品。伴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复苏，根据印尼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4月，已有140万人次外国公民访问巴厘岛，2019年的同期数据为180万人次。6月到访的巴厘岛的外国游客更是达到了单月106万人次。“巴厘岛正承受着大量新游客的压力。”《福布斯》文章写道，出现在巴厘新闻上的争议话题，已从旅游业受重创，转变为针对大量新游客的服务和管理、文化冲突、签证政策、酒店价格飙涨、以及是否需要提升入境巴厘的签证费用等话题。“印尼旅游业开始复苏。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游客到访印尼。我们去年年底制定了在2023年吸引740万人次游客访问印尼的目标，希望巴厘岛能完成其中至少50%的目标。”今年5月的“巴厘岛情侣遇害案”发生后不久，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副部长阿玉·马蒂尼（Ni Made Ayu Marthini）向来自中国的媒体再次强调了这一目标。
阿玉·马蒂尼是巴厘人。她与巴厘省副省长佐科尔达（Tjokorda Oka Artha Ardana Sukiwati ）等出身巴厘的行政、旅游、商务部门高官在系列活动上多次强调，巴厘旅游是安全的，民众热情好客，这里是一个“最美丽的、最好的”旅游目的地。
“我们的旅游有着强大的文化底蕴，并与时俱进。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节庆、活动、艺术表演，山、湖泊、沙滩、岛屿、鸟类栖息地等自然景观数不胜数。巴厘53%的预算来自旅游业，这对经济、巴厘人民、巴厘政府至关重要。巴厘政府要尽可能地满足全球旅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从背包客友好的民宿到豪华酒店，所有人都能在巴厘岛体验宾至如归。”阿玉·马蒂尼进一步推介道。
乌鲁瓦图神庙的悬崖与海例外与现实在千岛之国印尼，有着数不清的岛屿、上千种族群、700多种语言。显得并不紧密的岛屿版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宗主国荷兰建立的殖民体系。以作为通用语的少数族群语言马来语为国语和工作语言，印尼成功地让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民众团结在一起。
而在印尼众多的族群中，巴厘人尤为显得骄傲：巴厘语曾在上世纪初形成自己的文学脉络，其语言传承也未曾中断。游客落地巴厘的伍拉·赖国际机场，便能看见同时用罗马字母和传统巴厘字母拼写的、源于梵语的巴厘语问候：“欢迎您的到来（Om Swatiastu）”。
不仅如此，与全印尼约86%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86%的巴厘岛民众信仰印度教，繁荣的印度教文化在全印尼独树一帜。与来自发源地印度的版本不同，这里的印度教徒可以吃牛肉，种姓制度虽然存在，但其对工作和婚姻的影响似乎不如印度种姓制度高。“100%的巴厘人”诗哇（Shiva）如数家珍般和我说道，“巴厘人有独特的‘卡南沙里’（Canang Sari）祭拜仪式，我们巴厘人要在特殊的节日向印度教的神们供奉物品。读高中时，我每周四上校时要身穿名为戈巴亚（kebaya）的巴厘传统服饰。我们作为印度教徒也要践行‘朝圣’（tirta yatra）的旅程。”
巴厘人经常供奉神明，巴厘岛随处可见Canang Sari仪式的贡品。巴厘人积极塑造自己在印尼内外的“例外”形象，而这也得到了很多印尼人，甚至外国人的认可。一些在雅加达玩激流金属乐队、爱骑机车的年轻朋友数年前就曾向我感慨，巴厘岛对他们而言就像天堂一样，因为在巴厘饮酒不会引来非议。今年6月启程参加巴厘支教旅行项目的大学生小胡，对雅加达和巴厘的体验也是两重天。“我入境印尼是先从雅加达开始，当时我对雅加达的印象特别差：针对游客的指示等于没有、深夜机场功能停摆、城市的街道又脏又让人感到不安……”巴厘则让她体验了两重天，在小胡看来，即使这里的经济不比雅加达发达，交通、环境也有许多问题，但她的“人生最美妙快乐的一次旅行”在巴厘实现了。“这里环境美、活动丰富，体验太好了。迷人的甘美兰音乐和舞蹈、海边的快乐酒吧、面朝大海的住宿、所有人一起惬意聊天的氛围……都是我曾经没有过的经历，能体验到与众不同的文化和景观，是很强的对比感。”巴厘占地面积约为2个中国香港，却拥有近1万座庙宇。为了参与朋友的婚礼，来自中国的小王在7月中旬来到巴厘。巴厘丰富的民俗、宗教以及亚文化活动让毕业于人类学系的小王欣喜若狂，温泉、山路、火山、植被等景观也让他这个云南人倍感乡愁。但看到乞讨、堆积的垃圾、兜售小商品的儿童等景象，和我聊起巴厘之行的小王还是不免嘀咕：“作为游客，自然容易被庙里的莲花座、天上的风筝、舞者的眼神之类的催眠。但修庙的钱到底从哪里来，最终又去到了哪里？天堂之下，人间为何？”
巴厘岛地标神鹰广场神像，G20峰会在此处举行。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巴厘岛的贫困率从13%左右大幅降低到略高于 4%。但对于那些以该岛为家的人们来说，所有这些快速发展都付出了代价。在这片人间天堂土生土长的安谷，终于恢复了三年前的忙碌。作为巴厘岛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背着相机，记录游客的旅行日常，并做成宣传品放在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巴厘岛旅游。
要和安谷聊上天其实一点也不容易。“很困很困（ganduk-ganduk）。”旅途中，他总是在找机会睡觉休息。他肉眼可见的疲惫其来有自：旅行社业务之外，他也时常做兼职，项目包括做摄影师、做接送司机、卖保险和家政工。“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在一个月赚到6000到7000千卢比（约合人民币3000到3500元）。”安谷说。
安谷能用简单的英语跟我交流，也熟悉英国乐队“酷玩”（Coldplay）、中国香港演员刘德华和港剧《天龙八部》等各国的流行文化。他其实是一名90后大学生，毕业于国际法和商业法专业。
“毕业后，我曾用我的专业知识为政府部门工作数年，但这份工作是合同工（contract）……我当时也做兼职，帮一个中国老板看雪糕车的摊。”安谷回忆道，“告别政府和雪糕车之后，我就在现在的旅行社工作，也快4年了。”
即使巴厘已是印尼旅游业最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里仍未能摆脱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有关组织报告中最常诟病印尼经济的问题：低薪、过劳、不正规、不稳定……
安谷的教育程度已经算高，也一度有和政府正规部门打交道的机会。对更广大受教育程度更低、地位更边缘、工作更不正式的印尼劳动者而言，过劳、低薪和不稳定是常态。我在巴厘遇到的两位摩的（ojek）司机都有白天的正职工作，比如经营炒饭小摊：从早上八点多卖到傍晚，再兼职开摩的至深夜，这样的工作节奏也只能带来每月约3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更多人一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到2000元。”安谷补充说。
在推销巴厘岛旅游的活动上，巴厘副省长佐科尔达希望有更多外国游客来努沙杜瓦体验含有巴厘岛文化特色的精品酒店。意为“两个岛屿”的努沙杜瓦度假区坐落于巴厘岛最南端，是政治强人、曾执掌印尼31年的前总统苏哈托任内于上世纪70年代“钦定”开发的旅游项目。对普通巴厘人来说，努沙杜瓦的豪华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相当于他们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收入，而这样的收入，或许要在兼职多份工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
巴厘省政府除了薪资低，劳动者的基本保障也有很多问题。我在巴厘岛时正值宰牲节，是伊斯兰教重要节日，也是印尼全体民众的重要法定假期，但是为旅游部工作的穆斯林公务员朋友阿基（Aki）却没有放假。面对我的好奇，他解释说，这些在工作日之外的工作并不能在假期之后换来调休，他也不会获得额外的工资补贴。好就好在，阿基的薪资和合同都是固定的，每月约3500元人民币。“因为我是公务员，我不怕被辞职。当然啦，我之所以放假还来工作，还不是‘为了群岛，为了国家（untuk nusa, untuk bangsa）！’”阿基将职场压力转换成半认真的玩笑。
碍于生计，印尼人不得不勤奋工作，这也许打破了“懒惰土著的迷思”。小胡的一周支教让她对此深有感触：“我遇到的孩子们都非常纯真和可爱，即使在我离开后还是和我保持了线上联络，给我们写信、表演节目。他们这么聪明，如果接受到好的教育资源，一定能有好的前途。”
现实略显苍白。小胡提供支教服务的学校是一家普通的职业高中，开设有烹饪、电脑、英语、中文等课程。“老师的资源很多时候依靠一批批到来的支教团，如果没有对应的老师，可能就开不了课，就会让学生回家去帮父母干活。我离开后，他们的中文课又会断两周。”
教育层面只是印尼对外严重依赖的一个很小的侧影，印尼官方数据显示，巴厘岛在酒店、酒吧、餐厅等设施建设方面严重依赖外资，约70%投资来源于外资，收益因此大多进了外资的腰包。巴厘人承担了大量服务性工作，但收入水平并没有质的改善。对于印尼的工作条件，包括大学毕业生、体力劳动者、公务员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劳动者都难言满意。疲倦的工作状态，让所谓的“自我升值”和总统佐科政府大力提倡的“人力素质升级”显得颇为遥远。
“天堂”之下
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佐科政府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尽可能成功地推动峰会达成共识，善于打造形象的佐科政府也顺理成章地将这届G20峰会描绘成“对外提高印尼国际地位”、“对内促进巴厘旅游业”。
但安谷坦言，他没有从G20峰会中感受到太多给旅游业的红利。尽管度过了疫情下最艰难的时期，安谷如今却计划着离开。“明年，我将前往马尔代夫，做酒店清洁工，一共两年。这将是我待遇最好的一份工作。”
另一位巴厘朋友、“朋克”音乐家、社会活动者吉朗（Gilang）则抱怨说，G20峰会让很多地方和社区活动被叫停。
吉朗与其社会团体“登巴萨集体”共同创作的环保主题绘画。阿玉·马蒂尼对此解释说，G20峰会等政府间活动的“品牌效应”是长期的过程。“品牌效应能否针对性地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帮助、峰会为本地经济带来了多少好处，这些课题要‘多元理解’，涉及供应链、良性循环、社会福利、教育福利、健康福利等方方面面。”“巴厘岛情侣遇害案”发生后，一位印尼旅游业内人士告诉我，命案的发生更多影响的是中国游客在巴厘团体游的信心，对个人游客影响似乎不大。另一位巴厘某五星级酒店的安保负责人戈杜德（Ketut）则表示，5月命案发生后该酒店入住情况未有显著变化，也没有遇到顾客为此取消订单。
不过，更令人诧异的是，大部分巴厘朋友在被问及这一在中国国内广为人知的案件时都大感惊讶，表示对此一无所知。而面对中国民众在印尼调查报告中关于两名死者“互杀与自杀”结论的困惑和疑问，一些巴厘朋友很能理解这些情绪。
这也是巴厘岛社会折叠的体现：问题不仅在于贫富差距，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组成的一个又一个的“社群泡泡（Social bubble）”。巴厘一直以来都有着大量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本地关于“bule”（发音为“不累”，印尼人用该词指代西方白人，意思类似“老外”）的笑话层出不穷。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许多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游客抵达巴厘岛，有关逾期滞留、文化冲突、不尊重印度教等丑闻的报道越来越多。
除此之外，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加密货币”圈子的扩大，也让巴厘岛上自成一体的外国居民人数激增。巴厘省省长瓦扬·克斯特（I Wayan Koster）甚至为此直言不讳地斥责说，这些游客欺骗了善良的巴厘人民的感情，巴厘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沦为廉价的大众旅游目的地”。
在各种各样的“老外”之外，媒体报道很少关注巴厘本地人的生活。对一些本地人来说，疫情反而创造了认识脚下土地的契机。“酒店餐厅，许多都是半价！到处都是优惠，我可以去吃饭和游泳，就像自己是在家乡中的游客。”刚刚读大学的萨布丽娜（Sabrina）是迁徙到巴厘的爪哇人与婆罗洲人的后代，在巴厘出生和长大。疫情期间，巴厘旅游业和经济受重创，但当地人信奉的宗教仪式并未停下，本地人自己的活动也在持续推进中。萨布丽娜回忆说，“老外”少了之后，巴厘人反而可以更自由地探索自己所来自的这一岛屿。
我与诗哇和萨布丽娜是在巴厘岛一年一度的“纹身博览会”（Bali Tattoo Expo）上遇到的。当时，却不是为了纹身，他们参与这场活动也不只是为了赚钱和游乐。在博览会上，两位女生朋友正帮助吉朗运营摊位。吉朗为巴厘岛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反填海（TOLAK REKLAMASI）”“反填海”（TOLAK REKLAMASI）社会运动绘制了许多宣传海报。巴厘岛快速发展的旅游业背后，对环境的牺牲更是显而易见。填海项目这样的大规模旅游开发项目威胁着该岛的文化和土地。
最明显的是水危机的发生。据Vice报道，岛上400条河流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干涸。近年来，位于岛内深处的布延湖水位下降了约3.5米，咸水渗入巴厘岛淡水来源的含水层，最远可达内陆一公里。原因是岛上的酒店对地下水的大量抽取和使用。酒店和别墅每天从地下抽取多达3000升水。这些都不是用来喝的。与东南亚不少地区一样，巴厘岛的水不可安全饮用。那么所有这些水都被用来做什么呢？据专家称，洗衣和过度淋浴。
“旅游业发展得越多，地下水位下降得就越多。”IDEP 的发言人朱伦·戈拉布雷 (Julen Golabre) 解释道。IDEP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监测巴厘岛“即将发生的水危机”。“这就是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当我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消耗公共资源时，最终导致我们自己的灭亡。”
除此之外还有旅游业产生的垃圾。巴厘岛没有一个全岛范围的系统来处理所有垃圾，这意味着有11000吨的垃圾闲置在街道上的某些地方。一旦雨季到来，这大量的生活垃圾就会被冲入河流和海洋。
吉朗在集市活动上展示的朋克风格显著的迷你杂志。所有这些都推动着“反填海”运动的发展。吉朗将收藏的旧唱片、自己厂牌出版的音乐作品、“DIY”印刷的迷你杂志（zine）拿到摊位上售卖，活动收入用于补贴租用平日活动空间的经费；他同时开办制作木刻版画、印刷迷你杂志的工作坊，试图让更多人接触到朋克理念。巴厘岛的“反填海”（TOLAK REKLAMASI）社会运动从2010年持续至今。据环保新闻网站“蒙加贝”（Mongabay）报道，在被认为去政治化的巴厘岛，这场“反填海”社会运动却动员到了许多民众。中央政府主导的填海计划被认为会危及在印度教社群中地位重要的贝诺阿湾（Benoa Bay）的生态，因此引起了许多民众不满，就连省长瓦扬·克斯特本人都曾于2018年到现场加入民众的抗议活动。
但据印度调查媒体The Wire报道，尽管贝诺阿湾获得了“保护地”的地位，有关的开发许可也已过期，但有开发商在疫情期间尝试利用法律漏洞推动项目发展，有关计划甚至得到了巴厘岛地方立法机构的支持。
美国UCLA历史系教授杰弗里·鲁滨逊（Geoffrey Robinson）在研究巴厘历史时发现，殖民宗主国、研究者、当权者和论者似乎总是将巴厘看做超脱于历史、社会、政治、冲突之外的例外，建构出一份独属于巴厘的和谐和美好。杰弗里·鲁滨逊在其有关巴厘政治暴力问题的著作《天堂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Paradise）中分析称，以某种“东方主义”的形象塑造巴厘，有助于荷兰殖民当局压制巴厘的反对情绪，以维持秩序。然而实际上，在推翻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巴厘岛曾陷入深刻的政治对立。在1965年至1966年印尼发生的“930事件”中，巴厘岛也是针对以原住民族为主的左翼人士暴力行为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旅游天堂”所展现给世人的和谐美好之下，硬币的另一面始终存在，在可见的将来，巴厘岛也仍将在层层叠叠的各种问题中寻找平衡。在吉朗制作的一本小册子中，他引述巴厘布鲁斯音乐人马德·马乌特（Made Mawut）的话说：“旅客没有什么错，所有人都想要度假。问题在于他们（掌权者）将投资者的贪婪和所有东西掺在一起，贪婪会尝试吞噬一切，这才让事情变得糟糕。
在神猴公园举行的火葬仪式。与安谷告别时，恰逢巴厘定期举行的印度教集体火葬仪式（Ngaben）。与大多数巴厘同胞类似，安谷聊起民俗文化总是眉飞色舞。但关于集体火葬能节省家庭开支的缘由、将死者头颅焚烧的程序和仪式等内容，我都记不太清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安谷告诉我，巴厘太好了，没有哪个巴厘人想要离开家出远门。“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最后一定会回来。我也一定会回家。”
（实习生丁俏力对本文亦有贡献，阿基、安谷、小胡、小王是化名，图片均由作者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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