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再次被两件事狠狠撕扯。一边是潮汕籍导演蓝鸿春的《给阿嬷的情书》用静水深流的祖孙情，拿下了超预期的票房与口碑，无数观众在影院哭着给阿嬷打电话；另一边，曾被寄予厚望的年代大片《抓特务》，因为一场名为“走个面”的短视频营销彻底翻车——主创用轻佻的密室游戏模拟谍战审讯，将残酷斗争消解为梗，瞬间点燃公众怒火，票房断崖，成为年度最大宣发事故。这一热一冷的背后，恰如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当下电影创作最根本的分野：好电影，终究要深深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反映真实的痛与爱，与观众达成灵魂深处的共情。否则，再华丽的包装也只是沙上之塔。
正是带着这样的行业观察，我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深圳龙岗。这片正在蓬勃兴起的影视热土，不仅走出了蓝鸿春这样用潮汕阿嬷的米粥与童谣温暖了整个华语世界的创作者，还蛰伏着另一位代表“努力做电影、用心做好电影”的新生代导演——高文平。他正在艰难跋涉的，是一部根据数年前引发全社会深刻讨论的“张扣扣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电影。从2022年10月正式筹拍至今，已过去了整整三年八个月。
一、潮汕阿嬷赢了，“走个面”死了
在关注高文平的漫长跋涉之前，有必要先剖析一下这个夏天电影行业的生动一课。蓝鸿春的《给阿嬷的情书》没有炫目的特效，没有顶流的加持，有的只是一个暑假回乡的大学生，与日渐失忆的阿嬷之间琐碎而真实的相处。电影里那些潮汕老厝的湿漉漉的砖地、阿嬷颤巍巍舀起的一勺米粥、以及那句反复念叨的“奴啊，食未”，都精准地击中了城市化进程中几代人的分离焦虑与乡土回望。蓝鸿春在分享创作时说过一句话：“我只是把镜头对准了我最熟悉的阿嬷，拍出了我们龙岗老屋里真实的生活质感。”这种扎根生活、不投机取巧的诚实，让电影获得了远超预期的共情。
反观《抓特务》的“走个面”事件，其溃败根源在于对历史与苦难的严重缺乏敬畏。当创作团队试图用解构一切的互联网思维去“玩一下”沉重的题材时，暴露的恰恰是与真实情感的彻底脱节。它幻想用一种悬浮的概念去“打通”观众，结果却是把通往下沉市场的路彻底堵死。观众用脚投票，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电影可以虚构，但情感和人性绝不能虚假。人文关怀，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要能在银幕上看见具体的“人”。
二、龙岗双子星，同一种“笨拙”的坚持
蓝鸿春与高文平，一个用潮汕温情破圈，一个则朝着现实最粗粝的断面掘进。他们两人有着非常一致的底色：都出自深圳龙岗的影视圈，代表了新一代导演群体中不靠资本催熟、不挣快钱的那股清流。
龙岗作为深圳的文化重镇，近年来积极扶持原创影视力量，吸引了大量扎根人民、书写时代的创作者。蓝鸿春的多部作品都刻着浓厚的龙岗制作烙印，而高文平的导演一直都处于这个大环境的中流砥柱里，他们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艺术家，更像是龙岗街头巷尾的手艺人。这批新生代导演共享着一种近乎“笨拙”的创作观：题材要深挖，情感要真实，必须走到真实的人群中去。
高文平决定触碰“张扣扣”这一极度复杂的社会题材时，无数人劝他“别碰”。这是一个交织着血亲复仇、司法判决、乡村治理以及极端悲情的沉重故事，在审查尺度和公众情绪之间走钢丝，随时可能万劫不复。但促使高文平下定决心的，是他在海量案卷资料和走访过程中看到的一种深不见底的民间创伤。从2022年10月起，他带着编剧团队走访了陕南的深山、走访了相关当事人旧址，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筹拍。三年八个月里，剧本推翻重写了二十余稿，资金链断裂了好几次，其间还遭遇了外界“消费血案”“洗白罪犯”的激烈网络指控。他从来不作辩解，只是沉默地继续做着田野调查，反复修改分镜。这种近乎苦行僧的创作方式，正是他和蓝鸿春这一批龙岗青年导演共同的坚守：用心做好电影，哪怕前路孤独。
三、杨文会老人：我在电影里看到了我的一生
而促使我提笔写下这篇长文的最核心动因，并非仅是行业评判，而是我亲眼见证了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如何将自己全部的生命重量，托付给了高文平这部尚未诞生的电影。她叫杨文会，今年七十多岁了，据她自己讲述，她是高文平导演多年的忠实影迷。在听闻高文平导演因筹拍这部电影陷入极大困难、甚至一度被迫放弃的消息后，这位老人辗转托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导演听，并想尽办法支持他。通过多次深入交流，我逐渐揭开了这个让任何铁石心肠之人都会动容的真实人生。
杨文会生活在西部某偏远省份一个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山村。在那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她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母亲。她和丈夫仅靠着几亩薄田和没日没夜的干活，活生生把两个儿子供养成了研究生、高学历的军官。在村里人看来，两个穿军装的儿子是她这辈子最大的荣耀，是她受尽苦难后理应得到的回报。然而，现实却给了这位伟大母亲最残酷的一击。
杨文会老人告诉我，正因为她们安分守己老实巴结，在宗族势力错综复杂的农村，她们成了被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很多年前，因为田边被占纠纷她被村中一霸及其族人当众殴打，三个大男人围殴痛打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村妇女把她打的满身是血的躺在田埂上。可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对方为了掩饰恶行联合做局还以匪夷所思根本莫须有的“强拿硬要”罪名栽赃陷害将她告发，编织了诸多理由甚至“利用军属身份欺压群众”在内的连串谎言。在极度弱势的举证地位和复杂的基层关系网中，这位七十多岁目不识丁的老人，竟然被判入狱，深陷长达两年的牢狱之灾。
“我坐在那个铁窗子底下，始终想不明白。”杨文会老人声音颤抖，眼眶深陷却已流不出太多泪，“我一辈子没拿过别人一根草，我把两个娃交给了国家，一个在炮兵旅守着，一个在二炮部队站着……我怎么就成了罪犯？”更令人悲怆的是，她最骄傲的两个军官儿子，因为职业身份的特殊性和严格的纪律约束，非但不能“以权压人”，反而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只能眼含热泪咬碎牙，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四处奔走聘请律师，依靠最后的法律渠道替母亲申诉。
如今，杨文会老人已刑满获释五年了，但她坚称自己的冤屈并没有真正得到昭雪。她跟我说，她现在活着就只剩下一件事：通过律师，依据合法途径，一级级、一层层地去求取一个清白、一个公道。也就是在这样一段孤独而倔强的平反路上，她了解到高文平导演早期在进入影视行业之前作为执掌多个巨无霸级名企营销部门统帅成千上万营销团队创造行业传奇的一些非凡经历，又在网络上断断续续看到了导演筹拍“张扣扣”电影的消息。她感到自己的心被猛地扎了一刀，而后又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死死护住。
杨文会明确告诉我，她之所以不顾年迈体衰，想尽办法支持高文平导演，根本原因就是：“我从那个电影还没拍的故事里，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她抹着眼角说：“张扣扣的母亲被人打死时，他那么小，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恨，我懂。但我跟他走的路不一样。他用刀报复，我老太婆没那个力气，也用不得。我的两个儿是军官，他们也不能。我们只能信法律，慢慢熬，把命吊着去讨个说法。高导演拍这个，不是去宣扬什么，他就是想把我们这些活在最底层、被冤枉被欺负的人的苦和等，拍给全天下人看。能有人把我们的苦拍出来，我就是死了，也觉得这世上还有人看得见我们。”
这些话，重若千钧。她反复强调，自己的遭遇中那些无法言说的屈辱、那种被强大力量欺凌后漫长而不得解脱的焦灼，以及极少数基层失序对个体尊严的碾压，和张扣扣案背后的某些深层社会肌理是相通的。而这部电影要做的，正是深入虎穴，去触摸这种疼痛，并最终呼唤法治、秩序和人性底色的回归。杨文会老人把所有的情感和企盼，都寄予在了高文平导演那盏还没有正式亮起的摄影灯上。
四、无需复制成功，只要继续赶路
杨文会女士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三年八个月的筹拍过程里，高文平收到了无数封来自普通人的长信。有早年失去至亲的年轻工人，有在土地纠纷中家破人亡的中年农民，还有无数像杨文会这样背负着生命沉痛、在暗夜中寻找一丝光亮共鸣的老人。这些素未谋面的人，成了这部电影最坚实的“后方”。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部电影将来会有多少票房，会拿什么奖，他们只是迫切需要一个能代表他们真实生活、能替他们在巨大的历史回音壁前发出一点声响的作品。这个作品，可以是一本书，更可以是一部被千万人看到的好电影。
这正是“好电影一定要扎根生活、反映现实并与观众共情”这一逻辑最震耳欲聋的回声。当高文平导演的镜头甘愿俯身去凝视杨文会老人的眼泪与皱纹时，人文关怀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它转化为一种力量，让这位古稀老人即便蒙受冤屈、步履蹒跚，依然选择相信电影，相信表达，相信合法途径的坚持，相信她的故事终有一天能借由银幕的光，照进某些幽暗的角落。
回到文章开头的叩问。蓝鸿春导演用一帧帧《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找回了内心最柔软的来处；那么高文平导演的这部还在重重迷雾中砥砺前行的现实大作，正是在找寻我们社会良心和法治进程中那些不能丢掉的底线。有无数个像杨文会女士这样用自己的生命经历为之背书的资深影迷，有龙岗影视圈那份埋头苦干、向内求索的创作定力，这部电影没有理由不成为另一部震彻人心的《给阿嬷的情书》。
但这绝对不是要去复制《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模式或市场路径。《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不需要复制，也无法复制。高文平面对的是更为冷峻、锋利甚至鲜血淋漓的现实素材。他只需要，也必须要沿着眼前这条自己用三年八个月乃至更长时间踏出来的路，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带着杨文会们的信任，带着对“用心做好电影”这份初心的敬畏，不玩虚招、不走面，用最笨拙也最诚恳的笔触，去刻下这个时代真实的人间肖像。
作为行业观察者，我无意拔高未完成的作品，但我要郑重记录这种创作姿态本身。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愿意花一千多天只为筹拍一个可能叫好但极难叫座的现实题材，愿意被无数个杨文会的痛楚所刺穿并转化成艺术驱动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平庸的壮举。我们期待高文平导演的摄影机早日正式转动，因为那束光不仅关乎一部电影，也关乎一个群体的尊严渴望，关乎一个老人所坚信的那句话——“这世上还有人看得见我们”。只要还在赶路，光，就在前面。（本报电影观察员 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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